《第四十一航次》一部海员自己的小说，由苏鹏船长亲自创作的作品．

第一章 兰亭初梦 第六节 兰亭初梦    文 / 沧海藏龙

常听母亲说，我们老苏家家族人丁兴旺，方圆几十华里的苏家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父辈兄弟姐妹六个儿女的苏家门庭。我的父亲排行老大，从小学得一手“油面”绝活儿手艺。三年学成出道，自开门面，卖剩下来的下脚脆饼、烧饼、馓子，红糖京枣，白糖雪枣，常常能为一个偌大的家庭，填充一下饥渴的肚皮。二叔学的是“漆匠”，为农家的木器、家具刷个桐油，做个油漆什么的，虽解决不了家庭生计，但至少能够养活自己。姑妈排行老三，嫁给了一个从没有真正过过一天“富农”的日子，却连累了自己五个子女终生的前途，包括使我们这些外甥、外甥女“蒙羞”，害得我始终隐瞒自己的“社会关系”的那个破落富农家庭。三叔跟了我的父亲，刚刚出炉的油面点心，由我的三叔头顶着竹匾满村庄叫卖。我的四叔从小就因家庭人口太多，过继给了远房亲戚，后来辗转苏州，学了一个“铁匠”，成为一名高级锻工技师。五叔是老小，长大后出道扬州，成为扬州柴油机厂的高级铸铁技师。     我的母亲生于1919年，如果今天还在世的话，应该是八十八岁高龄跨世纪的老人喽！母亲小我父亲一岁，早年是远离苏家庄，家住王家宅，在当地出了名的漂亮姑娘。母亲原名王美英，从小读的是私塾学堂，受的是三纲五常、女儿经、千字文、百家姓的封建主义道德伦理教育。因为是独生闺女，加上我的外公去世又早，随着性子长大的母亲，生就了一副桀骜不驯、叛逆封建礼教的倔强傲骨，唯有一双“三寸金莲”彻底断送了我母亲的人生前程。直到解放后我们出生、长大，我的母亲还常常埋怨我的外婆：“都是你强迫我裹脚害的，行走不便、害我一辈子不算，还害了孩子们的前程。”     嫁给了我的父亲，成为我们老苏家一个大家庭长头媳妇的母亲，不久，便由于我母亲的年轻有知识，能言善辩，而成为古镇乡的妇救会长（妇联主任），并背着我的爷爷、父亲于1940年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战，和抗战胜利后紧跟着抵抗国民党对苏中解放区的“三月份会剿”，担当乡妇联主任的母亲，经常吃完晚饭深夜出门走村串乡，秘密组织召开妇女会议，组织乡亲筹军粮，组织妇女做军鞋支持前线，为妇女自身的解放，按照党的指示，昼夜工作在与地主、还乡团勾结国民党作垂死挣扎的斗争前线。     爷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并不愿意我的母亲这样抛头露面，去做容易引来杀身之祸的干部工作。我的父亲也对母亲的昼伏夜出表示不满，经常跟踪母亲的行踪。一次，在党支部书记兼入党介绍人左云峰（后来成为地委书记）家中为我母亲举行秘密入党宣誓的仪式上，我父亲在门缝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参加党我不反对，不过你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啊！况且，我也希望参加党啊！”年轻的母亲当天清晨回到家，守候在家的父亲对我母亲这样说。     为了更加有利于工作开展，我母亲将我父亲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向组织做了汇报。征得党组织的同意，由我母亲和同村党员骨干做介绍人，我父亲也在1943年参加了党组织，并成为古镇乡青年团支部书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母亲，改名王伦，一个男人、汉子的名字。解放后，我们兄弟常常问母亲：为什么要叫王伦，王美英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听吗？母亲说，这个名字是周区长给改的，周区长说王美英这个名字太秀气，不符合我的性格。那时候，周区长经常把他心爱的驳壳枪交给我防身。每当听到母亲说起这段往事，我总能够看到母亲的眸子里闪烁着心仪一个偶像的光芒。     大军南下的前夕，周区长要求我的母亲随部队过长江，因为我的母亲身怀我的哥哥苏亮，加上那双封建“小脚”未能成行，最终永远地扎根在故乡古镇。解放后，母亲一直从事当地村干部工作。直至六十年代初，因为健康原因，中止了脚步，但依然给古镇村后来的回乡高中毕业生大队干部当个顾问，担任个管委委员什么的。文革期间，遭到了一些打击报复，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罚过“跪砖头”，站过台子，面壁思过请过罪。并与当年的还乡团长背对背，做过是不是“叛徒”的对质，遭受了不少的人格侮辱与磨难。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当年的周区长成为江苏省委的领导。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左云峰也在苏中地区当上了地委书记。我们问母亲，为什么不去找找周区长，去问问左云峰，至少他们能为你证明那段不是“叛徒”而是功臣的历史啊？倔强的母亲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都这么多年啦，我们都已经上了年纪不中用了，还有什么必要去争这个情，夺这个理。这都是命，孩子呵！     我的哥哥苏亮，在庆祝祖国解放的欢呼声中，来到了这个世界，随后的一九五三年，我相继出世。     解放了，父辈们均已成了家，姑妈也出了嫁。在“铲墩填塘”杀富济贫的土地改革中，我们老苏家分得了五亩地。由于有几块地离苏家庄太远，于是，父亲作为苏家的长子，离开苏家庄，随着我的母亲，来到我外婆表弟的居住地——古镇村，当上了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守着那三间东倒西歪，天上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外面的雨停了，屋内还在用脚盆、脸盆接漏雨的破草房，我们一家人一蹲就是几十年。直到1975年，当北方远洋公司寄给我九十元钱“待派工资”之后，我们全家才有能力开始筹划“砖毛草”（苏北地区用砖头、土坯替代土墙头，用麦秸盖房顶，平瓦做屋檐）对老破屋的改建。     父亲当年由于有着一个油面手艺的小门面，在公私合营合作化的浪潮中，成为供销合作社的一员。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大集体、吃食堂”的大跃进年代度过的。因为母亲是村干部，被委派筹建并兼职古镇村幼儿园园长。所以，使得我们兄弟俩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从小受到了比较不错的孩提教育，这在百多户的古镇农村的童年孩子中间，要算得上佼佼者。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清贫和苦水坛子中浸泡长大的。含辛茹苦的母亲，领着我们哥儿俩经历、度过了1953年故乡那场旷日持久的特大洪涝，以及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历史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     少年时代，我与哥哥铲过榆树皮充过饥，挖过茅草根解过渴，挖过“伢儿拳头”、“盼盼单儿”等野菜烧过汤。抹过椿书叶子炖过麦粉糊糊，采过桑树果，也啃过油坊榨出来的花生饼，用蜘蛛网蒙着竹篾圈，上树抓过知了，拔过“鬼麦”（小麦炭疽病，成熟期要比小麦正常收割期早）放进灶膛，用火烤着吃，以熬过青黄不接的日子。     我与哥哥苏亮在小学念书时，同进一所学校，因为家境贫寒，哥儿俩同睡一张用两张木凳支撑起来的“搁铺床”，同用一盏煤油灯，合用一个母亲用布头缝制的书包。哥哥小学毕业了，书包留给了我。背着这个书包，揣进母亲在启明星亮起的时候，为我蒸制的元麦粉糖精甜水糕，跑了十来华里路，化了三分钱，买了一根棒冰，当作中餐的饮料，走进县城重点中学的考场。     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古镇中学的时候，依然是家庭贫困到极点的年代。     哥哥没有考上初中，过早地担当起家庭的主要农活，生产队每年三五百的“找社”逐渐开始降落到“找平”。22岁上，哥哥去了南京部队当了兵，我也开始在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的年代，接替哥哥的担子，为体弱的母亲分担起家务和农活。     史无前例的文革结束，没有读完初中三年课程并未真正毕业的我，又在红旗中学读了两年制的高中，学的课程是语文、数学，英文、政治，工基、农基替代了物理与化学。     1971年1月，十八岁的我高中毕业，开始了我的回乡知青生活。那时候的农村知青，人人都想当兵，或者上个什么厂，学一门车、钳、刨、铣的技术，当个工人什么的。也就是说，哪怕是有丁点儿门路，也要设法走出农村，去闯荡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实在没有出路的，就是拜师，学个泥水匠、木匠、或是竹篾匠什么的，那也比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强。     那天妈妈对我说，鹏儿，家中正好缺少柴火，要不你去趟扬州，一来弄点煤球回来，二来看看你五叔能不能想法让你学个什么手艺，进个厂。他不是柴油机厂的老师傅，还听说参加了什么“工宣队”吗？     父亲是一个不顾家庭的男人，唯一能够帮上忙的便是通过他在供销社的关系，向同事借来一辆半新不旧的“红旗”牌自行车。     清晨五点半上路，揣上妈妈给我的十五块钱，捉了家中两只正下蛋的母鸡，从故乡古镇村出发，沿着距离二百一十九华里的石子公路，一路经过泰州、江都、扬州大桥，穿过扬州东门的跃进桥，下午三点钟，我来到家住扬州广陵区达士巷的五叔家。     当在瘦西湖畔鲁迅中学工宣队上班的五叔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的傍晚时分。叔侄相见，分外高兴，从未谋面的婶婶见到远道而来的农村侄子，也十分亲热。我把母亲的拜托转告给了他们二位。叔叔倒是爽快：要不，先弄百来斤煤球回去，进厂的事情，我和校办工厂蔡老师打个招呼，你在家听信吧。叔叔说的是鲁迅中学专门与扬州柴油机厂挂钩，定点生产车床顶针的校办工厂，厂里的工人师傅大半是家住扬州郊县的留校高中毕业生和家庭困难的城区毕业生。我进厂，靠的是叔叔在工宣队的关系，不享受工资、补贴，自己带粮食，被头，学校提供床位，免费提供一个学习车工工作的环境。     止不住心头的喜悦，第二天天刚放亮，揣上叔叔给我的干粮烧饼，借着路灯的光亮，我蹬着“红旗”自行车，后车架的两旁，捆着用水桶装着的一百五十多斤煤球，归心似箭。我要把寻找工作有了着落的消息告诉我的母亲。     日当正午，我骑着越发沉重的自行车，到达泰州城外的西郊，或是早餐没有吃饱，或是赶路太急，或是少年时代饥饿过度遗留下来的头晕目眩疾病，突然间我只觉天旋地转，双手完全脱开自行车的车把，隐隐约约，好像撞上了一堵大墙，然后便什么也记不清地摔倒在公路中央。     待我挣扎着从石子马路上站起来的时候，我身旁的马路边缘，倾斜着一辆大型长途客车，车头撞倒了两颗大腿粗的杨树，车厢里坐满了旅客。所有的旅客都打开了汽车的玻璃窗，露出愤怒的目光。     “瞎了眼睛呵！”     “找死呵你，小子！没有轧死你算你走运，拖这么多煤球，还敢往汽车轮子底下钻。”     ……     我这才反应过来，我的自行车横躺在马路中央，鹅卵形的“炭圆儿（煤球）”洒满一地。我哪里顾得上人们的唾骂，最关心的是能帮助妈妈解决柴火的一百五十斤“炭圆儿”。     幸好两只水桶还没有摔碎，无地自容的我慌乱中赶紧扶起自行车，一只、一只地捡拾马路上的煤球，再用淌着血的手捧起砸碎的碎炭粒儿。     当年的交通警察并没有现在这样反应迅速。待我重新装好煤球，准备逃离现场溜之大吉的时候，一辆三轮摩托从泰州方向开来。两名警察分别讯问了客车驾驶员有关事故的经过，盘问了我的行踪，并笔录了乘客的旁证。然后，指挥客车的旅客全部下车，客车费了很大的气力，才从路旁的沟壑里艰难地倒车，重新回到公路。     “还能骑吗？”交警气汹汹地瞪着眼睛问我这个年轻的肇事者，“走！跟我们上泰州，到交通队去。”     “能！能！”我忙不迭地答道。我心里害怕极了，我害怕承担肇事责任，更加怕罚款。因为，我从古镇带出来的十五块钱，只剩下贴身口袋里的六块钱，中午饭还没有吃。     跟着三轮摩托车，我紧张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过不停。     约摸一个小时后，我随着摩托车进入泰州市区交警大队的饭堂。“把车停在墙根，进去打点饭，吃完在这里等我们，别走开啦，嗯！”警察的眼睛又瞪了我一下，然后骑着摩托一溜烟离开了大院。     我哪里来的心思吃饭！眼看着摩托车后车轮消失的当儿，我马上跟着快步来到交警大院门口。见四周无人，转回身去推出自行车，跨上车，疯了一般逃离泰州城。我飞快地蹬啊、蹬啊，不停地往身后张望，我的妈哎，我真害怕那帮子黑猫再追上来啊！     多年后我才明白，那警察分明是放我跑啊。因为，我当年的那副穷困样子，哪里还能够经受得起处罚，只要我自己没有受伤，那便是烧了高香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