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航次》一部海员自己的小说，由苏鹏船长亲自创作的作品．

第一章 兰亭初梦 第三节 第一份待派工资    文 / 沧海藏龙

次日清晨，我们在公司门口的摊位喝了一碗稀粥，外加两根果子（天津油条）。开水虽然带着咸味儿，可熬出来的稀粥，倒也口感不错，因为好的稀粥适当添加一点“碱”，会更好喝。     我与雷霆、宋家骏同行，严克禄没有来，他似乎有点儿不合群，说是去了公司的老乡家。近中午时分，我们在位于塘沽车站铁道以北的北洋公司船员服装仓库，分别领取了一套黑色毛涤料子春秋中山装、一套藏青全毛华达呢中山装冬装，还有一件笔挺的海军呢大衣和一套卡其布工作服及单、棉工作皮鞋——这在当年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中国海员装备。     折回了公司招待所，我马上穿上了爱不释手的雪白的确凉衬衣，纯黑色毛涤中山装替代了我身上的那件卡其布中山装。用这样的穿着打扮来一张《海员证》专用照片该多神气，可把我的心里美死了。     同时穿上全毛呢大衣的我们仨人，手上提着刚刚购置的出国用造革衣箱，钉过鞋掌的皮鞋磕在塘沽街道的马路上，咔哧、咔哧，咔哧、咔哧。雄赳赳，气昂昂，颇有军人的风采，一路引来不少行人羡慕的眼光。其实，雷霆、宋家骏就是准退伍军人。我呢，高中毕业回乡后，一个正儿八经的民兵排长。走这种步子，小菜一碟了。你想啊，一帮子鸟枪换炮嘴边刚刚长齐汗毛的愣小伙子，不张扬、不气盛的话那叫什么小伙子啊。     我们继续同行，一路海阔天空地神聊。     雷霆、宋家骏本来都是1973年的退伍军人。一个家住鸭绿江边，一个家住锦州。他们俩的年龄要比我大四、五岁，而今都是光棍汉。那个起先和雷霆、宋家骏在公司报到认识的严克禄呢，山东聊城人。也是行伍出身。退伍农村后均赶上了工农兵院校招生的末班车，听严克禄自己说他已经有了媳妇。准确地说，严克禄是带着儿子走进海院的。不过，听雷霆、宋家骏说，严克禄这家伙总是怪怪的，特别是谈到对象问题，总躲躲闪闪、支支吾吾的。嗨，当了爸爸了，不是一桩好事嘛。     谁还不清楚啊，当年的工农兵院校生年龄、文化层次差别甚大，用“五花八门”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有的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有的是车间工人师傅，插队知青、回乡青年、现役军人，一应俱全。岁数大的与岁数小的看上去像两代人，要不怎么叫“工农兵大学生”呢？文化层次呢，有的仅读了初一，有的是初二、三，有的上了高中，也有的高三快毕业就赶上了文革。你说，这断层将近七年没有招生的高校，一下子扎了堆，这“工农兵院校生”能不五花八门吗？由于当年没有恢复全国高校招生统考，所以要衡量这个年代的“院校生”的真正水平单靠一张文凭是有失公允的。     我们仨人欢歌笑语，不觉已经来到塘沽城区中心的新华路照相馆。在这里，我们留下了潇洒青春的见证——证件照片拍好了。     按照国锋的吩咐，我们在船员工资科领取了两张“工业专用券”（当年购买诸如全羊毛线、全羊毛毯、大衣毛领等紧俏商品用），一丈六尺布票，四十五斤全国粮票和人民币四十五元的当月工资。这是当年院校毕业生海员待命在家的陆地工资。这份工资，着实让我和我的家人还有乡村邻里惊愕了一阵子。     那一天，是我当年毕业离校回家待命不久的一个黄昏。一群喜鹊绕着我家的房前屋后叽叽喳喳嬉闹没个停。     “苏鹏——，苏鹏——，快拿图章，北方远洋公司寄工资来啦！”邮递员蹬着一辆绿色自行车，大拇指不停地摇着车铃，一路咋呼过来。闭塞的农村有丁点儿事就是“号外新闻”。     “苏鹏的公司寄工资来了！”     “这下子王伦（我的母亲）家翻身了，还是她家的老二有出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老古言也不是今天一天说的，人还能穷困一辈子啊？”     不大的古镇村，马上争相议论开来，“那该是个什么数儿啊？”古镇村的贫困人家很多、很多。     “该有多少啊？”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古镇，看着我赤屁股蛋子长大的朱大爹自言自语。他坐在门前的一张长板凳上，一边朝手心啐一小口唾沫星子，一边用手掌心麻利地搓着稻草绳。     “我看啊，少不了！”贴隔壁邻居董三爷年轻的时候曾经走南闯北，身强力壮的那阵子也摇过橹，摆弄过好几吨的帆船贴着长江边去江南上海贩过壮猪。到了吴淞口，他看见过进出的外国大轮船，江海交界处的那个滔天白浪差点儿没有掀翻他养家糊口的买卖——装着几十头白花花大肥猪的木帆船。只见他不紧不慢，脚上耷拉着一双“搭山儿”（农家用木板自制的一种拖鞋），信步来到朱大爹的门前。董三爷的嘴上叼着一根用竹根做成的旱烟杆，三毛二分钱一两的“黄桥烟丝”，在烟斗里“吱——吱——”地冒着缕缕青烟。“至少得这个数——”，董三爷朝朱大爹伸出右手三个手指头，那意思是，起码得三十块，“保准少不了！”     董三爷、朱大爹在古镇村算得上见多识广的长者。他们俩之所以没有猜出我工资的原由，一是当年古镇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太过窘困，更重要的是他们悟出了我从事的“远洋”这个职业，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既然有生命危险，就会有很高的工资报酬，这叫上什么山，樵什么柴。虽然这两位长者说不上什么高深的道理来，但他们心里头晓得，苏鹏的营生是一个将生命和青春全部押上的行当。     我至今仍记得，在他们俩送我到村头上路的时候，朱大爹拍拍我的肩膀：鹏儿，记住喽，你这是为我俫(我们,苏北方言)古镇争了光啊！你的奶奶（姥姥，苏北地区奶奶、姥姥称谓不分）是我的表姐，我们朱家这也叫门庭生辉啊！哈哈，孩子啊！到了外国啊，不要忘了给大爹带几样洋玩意儿回来，好让我俫也开开眼界，啊哈？还有，一个人出门在外，到了公海上，少不了大风大浪，可要多加小心呵，孩子！”     没有错，当年古镇村的一个四口之家，两大两中的强劳力家庭，全年的总收入统共不过五、六百块。在“农业学大寨”的等级工分制度下，一个一等的壮劳力，辛勤一天的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价值一毛几分钱。昏天黑地地一年忙下来，全家人挣工分的所得，可以“得社”两、三百块钱。而我们家呢，打我记事时起，便从未有过我们家“得社”的记录。每年都要“找社”倒贴几百块，才能在年终、开春分得点基本粮。一般肯勤劳把家的农户人家，能养一头二百来斤的猪，一来可以生猪粪肥田，二来可以卖个百儿八十块钱，还有百来斤粮食。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平时，靠养点鸡、鸭，或用这些禽蛋，在来个把亲友时用以打点牙祭。或再积攒一些禽蛋，去供销社换点灯油钱和日常油盐酱醋。要是想开荤哪，得去古镇街市称斤把七毛四分一斤的肋条猪肉，那便是奢侈喽！     三十块的月工资，理所当然当然是古镇村人最高数字的猜测。     在邮递员的夹子上盖上了我的私章，送走了邮递员，转过身来，我挥动着手上的绿色汇款单高兴地摇着从里屋走出来的母亲的肩膀：妈耶，是九十块，两个月的工资！     妈妈没有笑。拿到了这个工资，儿子就该上路。天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儿子即将远涉重洋，母亲的心要碎。     “多少？”拄着拐杖的外婆拉住了我母亲的手问，她怀疑自己听错。九十块，这在上个世纪一九七五年的苏北农村，在我七十五岁的外婆的人生财富里，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     “嗯哪，九十块，奶奶。”我走近我的奶奶，贴着她的耳朵。     “姑娘啊，伢儿的工作辛苦，辛苦啊！……”牙齿几乎落光的外婆，摇着头，抿着腮帮子已经凹陷的嘴唇，用瘦削的手拉住我母亲的胳膊。她并不知道大海离苏北平原到底有多远，她也不知道外孙所从事的航海事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但是，就凭这份能在故乡引起轰动的工资，就凭“行船、打铁、卖豆腐”这在故乡用来形容这三门行当辛苦的古训，奶奶就能够联想到外孙将要走上的岗位，是一个耗费力神的工作。     我航海一生的经历，我所遭遇的苦难与坎坷，最终应验了我奶奶当年的预言。     就是养育我长大成人，并直接影响我人格与个性的母亲，当我离开故乡古镇北上塘沽踏上远洋之路，在村头那棵枝繁叶茂、高大挺拔的银杏树下，母子难分难舍的第一回挥泪告别，成为我终身遗憾的永诀。——母亲没有能够看到我第一次远航归来的样子。最终等候我第一次远航归来的是堆砌寒风中母亲坟前的那一抔新土，我永生永世也忘记不了我们母子分手的场景。     那一天，送我一程又一程的母亲，最后在村头那棵不知让我读书时代躲避过多少风雨的银杏树下止住脚步。母亲颤巍巍地从裤兜里摸出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格子手帕包。母亲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地打开它：“鹏儿！娘这一辈子没有给你们兄弟几个积攒什么值钱的家产，也就是这只银镯子了，它是当初为娘的陪嫁。那一只给了你已经成家的哥哥亮儿，这一只，娘把它留给你，带在身上图个吉祥。”母亲用枯槁的手背揩了一下流至嘴边的眼泪，顿了顿，“淑华那姑娘，娘挺看得上眼的。模样儿好，心地善良，粉皮娇嫩的。大城市来的姑娘家能够吃得起农村这么多的苦，不容易啊。这好几年了，娘看得出你们有这个意思，你从南京毕业回来前她招工走了，走之前还专门来和我打过招呼道过别。我看她呀，有这个意思。娘这心里头在想啊，你们要是好上了，这个镯子就算为娘的一份心意吧……”